引言
根据联合国的报道，全球共有40亿人在2016年仍然未受到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，而在2019年，年轻劳工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可能性是成年劳工的两倍。甚至从新冠肺炎爆发以后，数十年来全球贫穷首次增加，7100多万人在2020年陷入极端贫困，这些都意味着全球依旧有人还在“贫穷”这一深渊里苦苦挣扎。
对于贫穷的根源，在国家落实可持续发展研究学者伍玥莹看来，贫穷不仅是收入匮乏，还包括物资和文化上的贫乏。她指出，虽然GDP和收入是衡量贫穷的重要指标，但贫穷还体现在基础设施的欠缺和社会保障的不足。以我国作为例子，在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地区，贫穷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的缺乏上。这些地区面临水电供应不足、道路不畅、学校和银行等基本公共服务匮乏的问题。相比之下，西马地区的贫穷更多体现在文化和情感层面，已经超越了基本的衣食住行。这种情况反映了资源分配的不均衡，特别是在马来西亚这种资源分布不均的国家尤为明显。
城市贫穷与乡区贫穷的差异
尽管沙巴和砂拉越面积广大，但他们获得的资源与西马地区相比差异显著。此外，根据媒体于2023年所报道的数据：我国城市绝对贫穷率从2019年的3.8%，增长至2022年的4.5%；在乡区的绝对贫穷率，同时期则从12.4%（18万2100户家庭），降至12%（21万500户家庭）。经济部的回应是：我国75%人口都住在城市。这是否说明了城市贫穷的问题比乡区贫穷来得更严重？
对此，伍玥莹分享了她的见解，并揭示城市和乡区贫穷的明显差异及其影响。
乡区贫穷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的缺乏上。例如，许多乡区缺乏基本的水、电和道路等设施。伍玥莹提到，她在一些乡区看到居民只能依赖井水，这对女性在经期和分娩期间的卫生带来了巨大挑战。此外，原住民社区的儿童死亡率较高，因为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医疗设施和服务，这种贫穷直接影响了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。
城市贫穷则更为复杂，不仅涉及经济压力，还包括精神健康问题。城市中的高生活成本导致居民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，许多人不得不在昂贵的城市生活中挣扎。伍玥莹女士提到，在城市中，即使是低收入家庭也常常需要应对高昂的房租和生活费用，这导致他们在心理上承受巨大的压力。伍玥莹提到，有些城市居民虽然在物质上不贫困，但在精神和文化上却感到匮乏，反映了城市生活中缺乏人文关怀和精神支持的问题。城市贫穷和乡区贫穷各有其独特的问题和挑战。
对于城市贫穷还有另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部分，便是人民组屋计划（PPR Dimilik），也就是大家所俗称的政府廉价屋。一间六七百方尺的屋子，却需要容纳下好几个人。如此密集的公寓与车辆，以及如此狭小的空间需要挤下6至9个人，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居民精神上的压力和生活负担。无贫穷这一目标还是可以达到的。现今的互联网时代是带大家看全世界的，即使每一个人的起跑线都有所不同，要走出贫穷这一思维，仍是有办法可以做到的。
社会保障不足
其实，贫穷不单是体现在收入，还有一些重要的指标也需要我们去关注，例如：社会保障和措施。我们的社会保障机制究竟足不足够？伍玥莹在采访中提出，除了收入之外，还有许多重要的指标需要考虑，这些指标同样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。
伍玥莹分享在槟城遇到的案例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保障的不足。伍玥莹提到，她目前正与槟城行政议员商讨一位73岁的老人的情况。这位老人无儿无女，目前住在月租300令吉的房间里，他连房租费用都无法负担，因此请求帮助，询问是否有工作能让他谋生。然而，高龄人士几乎是不可能找到工作的。政府官员调查后表示，这位老人却因身体健全，并不符合救助标准。
另外，她也谈到，许多人在退休后依靠EPF（雇员公积金）养老，但当这些资金耗尽时，他们面临的将是没有工作能力且无钱可用的困境，就会趋向贫穷的现象。
3策略助改善贫穷问题
聊了那么多关于贫穷的话题，在个人和组织层面，到底可以采取哪些具体行动来改善贫穷的问题呢？伍玥莹提出了三大策略，当中涵盖意识、技能和政策倡导。
- 增加大众对贫穷的意识。让大众从不同方面去深入了解“贫穷”、城市贫穷和乡区贫穷的区别等的观念与认知。
- 学习帮助贫困人群的正确方法。许多志愿者和慈善人士虽有同情心，但援助方式往往限于简单的捐赠，如提供食物和日用品。伍玥莹指出，这种“救济式”援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穷状况。相反，通过提供基础设施、技能培训以及经济活动引入，能够逐步改善了贫困居民的生活条件。例如，拨款水源设施给予一个贫民窟，并教育他们如何维持整体设施的良好运作。
- 政策上的倡导。最深层次的改变需要政策上的支持和调整。政策是国家运作的规则，通过调整政策，可以大规模提升贫困群体的生活质量。例如最低工资政策，制定和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，确保所有劳动者都能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