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场音乐剧最让人醉心的，不是苦情鸳鸯凄美浪漫的情节，亦非有志青年、受压迫农民火拼土豪流氓的殴斗戏码，而是故事后半段对社会深层结构的批判。
谈起经典爱情悲剧，西方世界有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中文世界有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 多次被改编、翻拍，在不同的时代感动不同的世代。而《乌达与达拉》（Uda Dan Dara）是马来西亚国家文学家乌斯曼·阿旺（Usman Awang，1929—2001） 在1956年发表的作品，从诗歌进化成小说，接着于1972年登上电视荧幕，此后多次被改编翻拍，以电视剧或音乐剧上演。
2019年10月，舞台剧导演Dinsman（原名为Shamsudin Osman）将40捆稻秸秆运撒在吉隆坡的Padang Merbok，为《乌达与达拉》音乐剧搭建舞台。当时适逢雨季，闪电偶尔客串灯光，套上雨衣的观众犹如身在稻田，微风细雨中传来阵阵稻香，乃非一般剧场体验。
故事前半段讲述的是阶级地位如何分隔稻田中成长相爱的男女主角，乌达对着达拉说：“你来自上层的家庭，我来自底层的家庭。这个距离分开了我们。阶级的距离！”达拉母亲因担忧女儿未来日子受苦，属意将女儿许配给财大气粗地主家族；乌达知悉，横下心离乡背井到城里挣钱，以行动反驳“不自量力”的冷嘲热讽。
音乐剧带出对社会深层结构的批判
这场音乐剧最让人醉心的，不是苦情鸳鸯凄美浪漫的情节，亦非有志青年、受压迫农民火拼土豪流氓的殴斗戏码，而是故事后半段对社会深层结构的批判。剧中一个名叫“Utih”的高人角色，总在关键时刻以本身智慧提点村民。例如，Utih认为若乌达积累财富，以满足达拉母亲的要求，届时让他俩成婚的不是彼此，而是金钱。金钱不仅让爱情变质，也让乌达与农民脱节。
Utih与地主对峙时，更点出“不曾种稻的人……却积累盗窃的财富，从插秧耕耘者的手中、从埋头苦干的硬骨头中”；然后坚持自己“拒绝崇拜金钱、拒绝为金钱所奴役，因为一旦成为名利的奴隶，就会制造罪恶与残暴。”
剧中更巧妙地安插了“Lebai”的角色，用华社的语境是“包头佬”，实为宗教师，在农民讨论是否起义时，频频感叹“这是上苍的安排”，村民只能忍耐、认命，并对所发生的一切心怀感恩。
然而，儿子在那场与地主流氓殴斗中阵亡的母亲有触动人心的控诉：“不，对杀害我儿子的人，绝无宽恕。我不要对上苍感恩，我的儿子没有犯错。乌达是我的依靠。他活着的时候，因为贫穷而受尽屈辱，几寸残稻、破烂棚屋。他进城时，稻米却被盗窃。乌达带着钱回来时，他被杀了。这是什么命运？感恩什么？”
强烈批判资本制度，控诉不公平的财富分配
一个叫Malim的角色说：“自古祖先总教我们接受与效忠。我们不曾质疑套在我们身上的制度与法令。这制度与法令公平吗？曾几何时，我们质疑过，为什么几个人，几个有钱的家族，可以坐拥几千英亩的土地与园丘？为什么我们几千个的农民，没有足够的土地，甚至连一虎口的土地都没有？为什么有钱人的家族，不曾亲手劳动耕地，却每个月坐享其成？为什么数千农民如我们，朝耕暮耘，只换来碎米残渣，偶尔以野菜配粥？为什么是他们来决定土地分配的规则？为什么盗窃土地的规则针对我们？为什么不反过来制定规则，让我们抢用豪门家族的土地，如果他们拒绝亲手耕耘？为什么不制定规则，让劳动者拥有土地？”
十万个为什么，最终激起村民起义的决心。“今天没有歌唱/除了铁钢与勇者的声音”；“是时候选择/以奴隶唱歌，抑或/以战士淌血？”
显然，此剧强烈批判资本制度，控诉不公平的财富分配。马来社会对“共产主义”极为排斥，但此剧左派色彩强烈，从劳动阶级角度出发，质疑土地拥有权的分配。有趣的是，即便在逾半世纪后翻演，依然意有所指，例如宗教人士“听天由命”的循循善诱，对照当下政治情境，不禁让人会心一笑。
马来政治里，其实不仅仅是种族与宗教论述，尤其在独立前后，左派的政治思想，也影响了知识分子，如文学家、文化人、新闻从业员等人。这场音乐剧对白优美、语颇隽永，甚称经典。它越过了爱情，摊开了刻意或不经意卷起的马来社会思想光谱。